“这些资金往来数额确实不小，但我们需要看到，截至目前，并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，这些资金是田有福或者任何第三方，因为田国富同志在职务上提供了便利而支付的‘贿赂款’。”
“它完全可能被解释为亲属之间的经济往来、借款、投资回报等等。”
“在缺乏直接权钱交易证据的情况下，仅凭资金往来就认定为受贿，证据链是薄弱的，不符合‘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’的要求。”
谢贤林的发言有理有据，紧扣“证据不足”和“定性过严”两点，试图将田国富的问题“降格”处理。
他话音刚落，组织部长吴春林立刻接过了话头。吴春林是程度的坚定支持者，说话向来直接：
“贤林省长，我不同意您的看法。”
吴春林的声音清晰有力，“您说资金往来可能是亲属间正常经济行为。那我们看看这个数额——根据目前查实的部分，田有福及其关联账户，向田国富配偶的海外账户转入的资金，林林总总加起来，接近七亿元人民币！”
“这还只是我们已经追踪到的、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！”
“如此巨额的资金，仅仅是‘亲属间正常往来’？这符合常理吗？”
“一个政府官员的家庭，与其远房堂弟之间，存在数亿元级别的‘经济往来’，而不涉及任何职务行为？贤林省长，各位常委，我们换位思考一下，这说得通吗？这不是行贿受贿，那是什么性质？”
吴春林直接将矛头指向了巨额资金本身的异常性，用常识和逻辑进行质疑。
常务副省长立刻反驳：“吴部长，我们不能光看数额大小就下结论。”
“报告里也写得很清楚，在田国富同志担任林城市长、市委书记期间，经核查，他没有为田有福控制的丰田矿业在矿产审批上提供过任何便利，没有批过一个矿，也没有递过一张条子。”
“既然没有利用职权为田有福谋利，那田有福凭什么给他送几个亿？逻辑上就不成立嘛！所以，这些资金更可能是其他性质的。”
吴春林冷笑一声，显然早有准备：“王省长，请注意报告中的措辞——‘暂时没有查到田国富直接为丰田矿业审批矿产或递条子的证据’，是‘暂时没有查到’，不是‘没有’！”
“这中间的区别很大。田国富长期在地方主政，又是省委常委，他的人脉关系、影响力，难道只能通过直接批条子体现吗？”
“打个招呼，影响一下评估方向，在关键环节‘说句话’，甚至是通过其他中间人施加影响，这些隐性的权力寻租方式，查证起来更需要时间和技巧。”
“我们不能因为暂时没抓到直接证据，就否定权钱交易的可能性。”
另一位副省长插话道：“吴部长，我们办案还是要讲证据，讲法治原则。疑罪从无嘛。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，应当做有利于当事人的解释。”
“疑罪从无？”吴春林的声音陡然提高，带着一丝讥诮，“王省长，您恐怕混淆了概念。”
“‘疑罪从无’是刑事诉讼法中的基本原则，适用于刑事审判，强调的是法院在证据不足时，不能定罪。”
“但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党内审查调查，是纪律处分前置程序！根据《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》和相关党内法规，对于党员干部的违纪问题，其证明标准并非‘排除一切合理怀疑’的刑事标准，而是‘明显优势证据’标准！”
“也就是说，只要现有的证据表明，田国富同志存在违纪违法行为的可能性明显大于不存在这种可能性，那么，基于从严治党、抓早抓小的原则，纪检监察机关就完全有理由，也有责任，对其启动立案审查调查程序，进一步查清事实！”
吴春林显然做足了功课，直接引用党内法规和执纪标准，驳斥了对方试图用“疑罪从无”来混淆视听的做法。
他目光炯炯地扫过会场：“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证据——异常的巨大资金往来、与其职务行为存在时空关联的国有资产异常处置、亲属充当白手套的明显嫌疑……这些证据形成的链条和指向，难道还不足以构成‘明显优势证据’，表明田国富同志存在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可能性极大吗？”
“如果我们连在这种情况下都不敢启动立案调查，那我们所谓的‘从严治党’、‘零容忍’，岂不是成了空话？我们又如何向汉东的干部群众交代？如何向上级纪委监委交代？”
吴春林的一番话，既专业又充满力量，将谢贤林一方试图“降格”、“拖延”的论调牢牢压住。会议室里再次陷入寂静，只有粗重的呼吸声和纸张翻动的轻微声响。
沙瑞金脸色阴沉，谢贤林眉头紧锁，而程度，依旧平静地坐在那里，仿佛一切尽在掌握。常委会上的角力，进入了白热化阶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