彭红军不敢怠慢，连忙让人把账本和记录抱了过来，堆在桌子上，足有厚厚的几摞。谢云和组员们立刻开始核对，手指在泛黄的纸页上划过，时不时停下来标注疑点。马文斌则带着人去了宿舍区，找被救助人员谈话。
“谢警官，这账有问题。”组员小李突然开口，指着其中一页账本，“你看，去年10月，‘伙食费’支出了两千块，但对应的采购记录只有一千五，这五百块去哪了？还有这个‘遣送费’，明明有三个人被遣送回原籍，账本上却记了五个人的费用。”
谢云凑过去一看，果然如小李所说，账目混乱，很多支出都没有对应的凭证，明显是有人在里面动手脚。“彭红军，过来解释一下。”谢云把账本扔在桌上，语气冰冷。
彭红军哆哆嗦嗦地走过来，看着账本上的疑点，额头直冒冷汗：“这……这可能是会计记错了，我让他过来跟你们说。”
“不用了。”谢云站起身，“我们已经掌握了证据，你涉嫌纵容工作人员违法违纪，现在跟我们回分局接受调查。”
彭红军双腿一软，差点瘫在地上，嘴里不停念叨着“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”，被警员架着往外走的时候，还不忘回头看一眼救助站的方向，眼神里满是悔恨。
另一边，马文斌找了几个被救助人员谈话，其中一个叫陈二柱的年轻人，来自河南农村，因为找不到工作，身上的钱花光了，才被送到这里来。说起之前的经历，他忍不住红了眼。
“之前在这里，护工天天让我们干重活，搬东西、打扫厕所，干不好就骂，有时候还会动手。”陈二柱攥紧了拳头，“有一次我想给家里打个电话，护工说要交五块钱，我身上没钱，他就把我关在小黑屋里，饿了我一天。”
“这些情况你之前为什么不举报？”马文斌问道。
“我不敢啊。”陈二柱低下头，声音发颤，“护工说，我要是敢举报，就把我遣送回原籍，还让我在老家抬不起头。而且我听说，之前有个人举报了，结果被打得更狠，最后被强行遣送回去了。”
马文斌听完，脸色更沉了，把陈二柱说的话一一记在本子上，又找了其他几个被救助人员核实，发现陈二柱说的都是实话，还有几个人也反映了类似的情况。
傍晚的时候，谢云带着组员回到分局，把查到的情况跟沈辞汇报。沈辞正在办公室整理材料，听到彭红军被抓、救助站还有其他违法违纪行为，眉头皱得更紧了。
“这些人真是胆大包天，新办法都施行了，还敢顶风作案。”沈辞把笔往桌上一扔，“你把查到的证据整理好，明天交给检察院，让他们尽快立案。另外，跟马文斌同志对接一下，把被救助人员反映的情况汇总起来，上报给市局。”
“好嘞。”谢云点点头，转身出去了。刚走到门口，就看到周建国带着二组的人回来了，一个个满头大汗，衣服都湿透了。
“老周，怎么样？查到问题了吗？”谢云迎上去，递给他一瓶凉水。
周建国拧开瓶盖，猛灌了几口，抹了把脸：“新成立的救助站倒是没发现明显的违法违纪，但管理上问题不少。有的救助站没有专门的登记台，被救助人员的信息记录得乱七八糟；还有的，虽然挂着‘救助站’的牌子，但还是沿用之前收容站的管理方式，限制被救助人员的自由，不让他们随便外出。”
“这些问题都得整改。”谢云皱着眉说，“新办法明确规定，救助站是保障被救助人员权益的，不是限制他们自由的地方。”
两人正说着，沈辞走了出来：“情况我都知道了，你们把查到的问题整理成书面报告，明天一早我要上报给市局。另外，谢云，你明天再去一趟江村救助站，把那些被欺负的被救助人员的情况统计一下，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需求，比如想回家的，我们联系当地政府，帮他们解决路费；想找工作的，跟劳动局对接一下，看看能不能帮他们介绍个活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