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站在法院的走廊上，手里捏着那份回执单。纸边有点翘，被我拇指来回压了几次。安保组刚打完电话，说黑夹克男人塞进轮胎缝的纸条已经取出来，正送去实验室。
我没急着走。这场官司拖到现在，该来的总得来。
走进审判庭的时候，我看了眼手表，九点零七分。法官还没到，双方律师已经在席位上坐好。宏达集团那边来了两个人，主辩律师穿深灰色西装，领带打得一丝不苟，正低头翻文件。我这边的律师抬头看了我一眼，轻轻点头。
我坐下，把包放在脚边。
十分钟后，法槌敲响，庭审开始。
对方律师第一个站起来，声音很稳：“法官，我方对原告提交的部分电子证据的真实性与合法性提出异议。”
他指着投影屏上的数据溯源报告，“这些所谓‘境外服务器跳转路径’，是原告单方面远程抓取的网络日志，没有第三方见证，也没有当事人的知情同意。根据《民事诉讼法》第四十二条，非法获取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。”
我坐在那儿没动。这种套路早料到了。
我的律师站起身，语气平和：“法官，原告方所采集的所有数据，均来源于公司内部网络系统。员工使用公司设备登录内网，即视为默认接受企业安全管理规则。该规则已在入职协议中明确告知，并经全体员工签字确认。”
他顿了顿，打开平板调出一份文件：“这是国家信息安全中心出具的技术鉴定书，所有原始日志均封存于加密硬盘，提取过程全程录像，由公证处现场监督并完成双语公证。程序合法，来源清晰，完全符合证据采纳标准。”
法官点点头，示意继续。
对方律师立刻换方向：“即便数据真实，也不能证明其内容指向宏达集团。原告声称资金流向荷兰服务器，但银行流水仅显示付款方为‘宏达投资关联账户’，并未直接标注‘用于窃密活动’。这属于典型的间接关联，无法构成完整证据链。”
我的律师不慌不忙：“请看大屏幕。”
投影切换，一张时间轴图出现。左边是王宇下载核心文件的时间点，右边是境外IP发起DNS查询的记录，中间用红线连接，下方标注了服务器响应延迟——只有0.3秒。
“这是技术团队还原的攻击路径模型。”他说，“数据外泄发生于年会当晚十一点四十七分，正值公司安保系统例行巡检间隙。三分钟后，同一时间段内，宏达子公司向荷兰某托管公司支付服务费，金额为每月固定五千元，已持续三个月。”
他又调出一张表格：“更关键的是，这笔转账的发起IP，与当日入侵我方系统的跳板机IP，存在十六位字符重合。这不是巧合，是技术痕迹的直接匹配。”
对方律师脸色变了下，但很快开口：“仍然不能说明问题。没有书面指令，没有通话录音，没有任何一条信息能证明这是宏达高层授意的行为。原告在指控一个不存在的阴谋。”
我的律师笑了下：“我们不需要证明谁下的命令。只要证明有人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取了保密信息，并用于市场竞争，就足以构成侵犯商业秘密。”
他翻开法条本：“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第十条规定，经营者不得以盗窃、利诱、胁迫或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。原告已提供完整的资金流、数据流和技术行为闭环。被告若要否认，请拿出反证。”
对方没说话。
法官看向我们：“原告是否有补充证据？”
“有。”我的律师说，“我们申请当庭播放一段视频。”
屏幕亮起。画面里是王宇坐在询问室的场景。他已经换了衣服，神情疲惫，正在核对笔录。镜头拉近，他逐页签字，最后按下手印。整个过程不到三分钟，但足够清楚。
“这是警方提供的讯问录像脱敏版本。”律师说，“王宇明确承认，他受一名自称‘项目顾问’的人联系，对方承诺一次性支付八万元，让他复制Z项目的加密方案。交接地点在地下停车场，工具是普通U盘。”
他转向对面：“而这个‘项目顾问’使用的手机号，登记在联讯维保名下。这家公司过去两年承接了我方机房的三次例行维护，最后一次进场时间，正是Z项目上线前四十八小时。”
对方律师终于站了起来：“这只是推测！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宏达指使！”
“不是推测。”我开口了。
这是我第一次说话。声音不大，但整个法庭安静了下来。
“你们派人进我公司装后门，买通员工偷资料，用移动热点连内网传数据。你们以为没人发现？我们从第一个异常登录开始记账，每一步都录了像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