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后的数年，何雨柱便扎根在军营之中。
从1954年到1959年，五年提干生涯，他跟着部队辗转驻防。
从边境沿线到内陆腹地，从冰天雪地的东北到风沙漫天的西北，始终坚守在后勤岗位上。
守着那一方灶台，守着几百乃至几千人的一日三餐。
雨水投喂的启智丹，让他的脑子仿佛开了窍，学什么都变快了。
在部队这些年，他努力认真学习军事理论、部队纪律，从只会做饭的厨子，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基层军官。
他学会了看地图，学会了写报告，学会了管理一个排的几十号人。
他带的兵，没有一个不说他好的。
他从不摆官架子，和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干活，谁有了思想疙瘩，他坐在炕头上跟人家谈心，一谈就是大半宿。
谁家里有了困难，他把自己攒下的津贴悄悄地塞到人家手里。
他每月给家里写信，刚开始字写得不算好，歪歪扭扭的，但每封信都格外长。
问妹妹的学业、在二叔家住的惯不惯，有没有人欺负她。
问二叔的工作，婶子的身体，堂弟文韬长多高了。
字里行间全是牵挂，却从不提部队的辛苦，不提训练的劳累，不提想家的滋味。
每次写信，他都是坐在床沿上，借着昏黄的灯光，一笔一划地写。
写到末尾总会加上一句“我在这里一切都好，勿念”。
那几个字写得格外用力，像是要把所有的思念和隐忍都摁进纸里。
这近十年的军旅岁月，他错过了四合院的鸡毛蒜皮。
他在部队的大熔炉里，被磨平了棱角，练出了担当。
从那个被人算计、莽撞冲动的“傻柱”，蜕变成了沉稳可靠、有身份、有底气的军人。
1959年深秋，部队整编调整，上级考虑到何雨柱离家近十年，批准了他的转业申请。
息下来的那天晚上，何雨柱一个人坐在营房后面的土坡上，抽了很久的烟。
他望着远处黑黢黢的山影，听着营区里传来的熄灯号，心里头说不清是什么滋味。
高兴？当然高兴，马上就要回家了，马上就能见到妹妹了。
舍不得？也舍不得，这身军装穿了近十年，这军营的一草一木、一砖一瓦，都跟他有了感情。
与离开军营那日，天刚蒙蒙亮，营区的操场上已经站满了人。
战友们列队相送，军歌嘹亮，红旗招展，晨风吹得旗帜猎猎作响。
何雨柱穿着笔挺的军官制服，胸前别着他珍藏的军功章，腰板挺得笔直，站在队列前面，对着送行的战友们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。
他的眼眶微微泛红，鼻子有些发酸，嗓子眼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，但他咬着牙，没有让眼泪掉下来。
他是军人，军人不能轻易掉泪。
他的目光从战友们的脸上一一扫过。
那些跟他一起扛过枪、一起吃过苦、一起在风雪里站过岗的兄弟，一个一个地印在了心里。
近十年军旅，十六岁入伍，二十六岁转业。
他把最好的青春留在了军营，也把一身的正气与底气揣进了怀里。
绿皮火车哐当哐当地驶入北京城区的时候，正是下午，太阳偏西，把整个城市镀上了一层金黄色的光。
熟悉的胡同、青砖灰瓦的四合院、灰扑扑的城墙，一样一样地映入眼帘。